析存款保险和银行管理者薪酬监管模型

陈欣烨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439）
　　
　　［摘要］由于道德风险及不完全契约的限制，根据资产风险状况收取差别保费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无法克服银行风险偏好问题，而有效的管理者薪酬结构有助于加强管理者的风险约束。将管理者薪酬结构参数纳入存款保险定价模型的建立，有利于建立涵盖存款保险制度与管理者薪酬结构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有效避免管理者风险偏好，促进银行治理。
　　［关键词］银行治理；存款保险；道德风险；管理者薪酬；激励；监管
　　［中图分类号］ F840.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3306（2006）04-0065-04
　　Abstract：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moral risk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the deposit insurance system which charges premium according to the risk level of assets can not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bank risk preference. But effective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structure can reinforce management\'s propensity to risk constraint. Setting up a deposit insurance pricing model which has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structure as a parameter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mechanism embodying both of them. Such a mechanism is believed to be effective to avoid manager risk preference and promote bank governance.
　　Key words：deposit insurance, management compensation, incentive, supervision
　　
　　目前实践中普遍运用的存款保险制度部分地解决了银行治理中由于存款人治理缺失而导致的风险问题，但是还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即使对于资本充足率最佳的银行来说，现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仍然具有很强的风险转移激励；其次，对于任何的银行资本化水平，风险转移激励的程度关键依赖于银行投资机会集的特征，而不同投资机会的风险难以被外部人观察；第三，管制资产限制能导致很高程度的投资无效率。
　　管理者薪酬机制是解决由于银行所有者与管理者信息不对称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重要手段。风险在银行经营中处于核心位置，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产生的贷款风险，而银行管理者道德风险的存在则加剧了贷款风险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一、存款保险制度分析
　　作为保证存款人利益的重要手段，存款保险制度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目前美国实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对银行和储蓄机构来自公众的存款提供单笔不超过10万美元的保险；银行和储蓄机构向存款保险机构（FDIC）交纳保费；保费费率的标准因银行的资本资产状况等因素（根据CAMELs标准评定）而异；存款保险与相应的对银行管理者薪酬和资产选择的直接限制相结合。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利用存款保险费率的差异以及相关的直接措施，限制银行资产的风险选择。
　　模型从道德风险和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开始。考虑一个包括三个时间点的两期模型。在时间t=0时，银行通过筹集存款和股权进行融资。存款由存款保险机构提供保险，银行支付相应的保费π。所有相关契约根据t=0时可获得的信息以及可获得的合同机会，在t=0时签订并定价。银行融资索取权的价格（存款利率以及股权的价格）按照理性预期方式确定。银行需要金额（I+π），π可以通过银行存款保险费的精算公平的定价按照理性预期方式确定。
　　在t=1时，投资机会出现了。假设这些投资机会包括两类：安全的零风险和非负的净现值的贷款机会；参数q表示存在风险的贷款机会。在t=1时的投资要求是金额I。风险贷款支持的项目的回报可能是高的（H）或者是低的（L），并且H＞I＞L＞0，q是获得高回报的可能性。银行管理者在t=1做出投资于无风险贷款还是风险贷款时观察到参数q，并且q是银行管理者的内部信息，包括存款人和规制者（政府）的外部人无法观察到，排除了签订以q为参数的合同的可能性。所有的相关方知道q是在［0，1］区间一致分布的。
　　在t=2时，贷款到期，本金被收回。令T代表最终的现金流，如果在t=1时进行的是无风险投资就等于I，或者在t=1时进行风险投资则最后的产出等于H或者L。假设存款采用纯贴现债权方式，存款人在t=2时获得F（存款人的存款权利所应获得的收益），银行向存款人支付F和T的最小值，存款保险机构给予存款人两者差额的担保。假设所有存款都被保险。
　　假设对于给定的阈值qc，0qc1，在qqc时投资于风险资产，在q＜qc时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的投资政策被定义为［qc］。给定q是在［0,1］区间一致分布的，投资政策［q•］产生的最终现金流分布如下：H，L和I的概率分别为1()2［1-q2］，q•和1()2［1-q］2。于是得到由于投资政策［q•］产生的最终现金流V(q•)：
　　V（q)=qI+L()2［1-q］2+H()2［1-q2］(1)
　　最大化V(q•)的帕累托投资政策［q^］为：
　　q^=1-L()H-L(2)
　　V(q^)=q^I+L()2［1-q^］2+H()2［1-q^2］(3)
　　方程（3）特征化了V(q^)，V(q^)是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合同能够实现的最高值。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当存款融资水平足够高，以至于在某种状态下银行投资所获得的现金流不足以偿付存款人（即：L＜F），银行管理者（按照股东利益行事）将实施风险大于［q^］的投资政策，从而导致了银行管理者的风险转移激励。
　　对于承诺偿付F0的存款，银行经理将实施投资政策q(F)，q(F)由方程（4）给定：
　　q(F)=q^当FL
　　=I-F()H-F 当L＜F＜I
　　=0当FI (4)
　　在L＜F＜I范围内，所需股权资本的更高水平（相应F的更低水平）导致管理者投资政策［q(F)］的更低的风险水平以及更高的银行价值水平V［q(F)］。超出最佳水平的风险承担为，Δσ(F)≡σ(q(F))-σ(q^)，由于风险转移导致的价值损失为，ΔV(F)≡V(q^)-V(q(F))，二者均为股权资本的函数。由于不同风险资产因收益分布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q^，进而导致银行拥有不同最大σ(q^)的不同投资机会集，由规制者实施的迫使所有银行承担同样水平的风险的直接干预并非最佳。
　　在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给定银行相对于F（F＜H）的资本化水平，公平定价、收入中性的存款保险保费计算如下：
　　π(F)=q(F)(F-I)++1()2(1-q(F))2(F-L)+(5)
　　其中(x)+代表max(0，x)
　　π(F)完全由资本化水平和投资机会集的可观察参数{I,H,L}确定。尽管存在道德风险，银行资本化水平确定了银行管理者按照其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股东的最大利益）追寻的投资政策q(F)。如果规制者进一步直接限制银行行为，以至于转变银行投资参数{I,H,L}，这将反映在按照方程（5）确定的费率π(F)上。
　　1993年后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机构FDIC在资本范围评级和监管评级（即：CAMEL或资本、资产质量、管理质量、收益和流动性）基础上，根据银行资产风险确定的存款保险费率与我们制定的保费依赖于资本和可观察资产或投资技术参数的规则是一致的。然而，这种资本规制存在弊端：第一，对于任何水平的风险债权，当F＞L时，q(F)＜q^并且存在风险转移（即：Δσ(F)＞0）。第二，按照方程（5）以公平定价方式计算出存款保险费率后，风险转移成本ΔV(F)仍旧由银行股东承担，这样股东倾向于限制存款（债权）融资，产生银行的低债权水平与规制者的关于银行为经济提供流动性服务的社会目标的不一致。第三，根据美国现有存款保险制度，对于资本状况不佳银行的资产选择，规制者可以实施直接管制，但这可能使一些具有正净现值的项目被剔除，导致投资的无效率。
　　二、银行管理者薪酬基本模型
　　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条件下，银行管理者存在承担超出完全股权融资公司最佳风险承担的激励。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股东无法确定银行收入水平的变化受管理者努力水平影响的程度，只能按照最终实现的银行收入水平，依据事前签订的薪酬契约向管理者兑现，因此存在道德风险。在管理者薪酬机制主要是以银行短期绩效为评价手段的短期激励为主的情况下，道德风险更容易发生。
　　假定银行所有者与管理者签订一个长期合同，合同规定给予管理者薪酬的条件和方式，然后，管理者根据合同的约束选择行为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银行的收入与管理者的努力以及随机客观事件的影响直接相关，y=a+ε。其中y为银行的收入，a为管理者的努力程度，ε为随机事件对银行收入的影响。ε服从正态分布，并且E(ε)=0，V(ε)=σ2。
　　管理者行为会对银行的短期收入与长期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时期内，管理者能够利用隐瞒风险等手段创造较高的短期收入，从长期来看，这种行为会对银行的长期绩效产生严重损害。同时，管理者为长期绩效所进行的努力（如：增加风险管理人员以及进行相关的研发投资等）在短期来看会增加经营成本，但是其长期受益却远远高于产生的成本。
　　设银行t时期的短期收入函数为：
　　yt,s=αt+Ssαt,s-Lsαt,l+ε(6)
　　银行在t时期的长期收入函数为：
　　yt,1=αt+Ssαt,s-Slαt,S-Lsαt,l+ε
　　=yt,s-Slαt,s+Llαt,l   (7)
　　其中：at为管理者维持银行日常运作的常规性努力，at,s和at,l分别是管理者的短期和长期努力。Ss和Sl分别是管理者短期行为对银行短期和长期收入的影响系数，0＜Ss＜Sl。Ls和Ll分别是管理者长期行为对银行短期和长期收入的影响系数，0＜Ls＜Ll。假定w为薪酬收入，c(a)为努力成本。
　　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者薪酬通常是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目的在于限制由于风险滞后性造成的管理者短期行为，从而鼓励管理者为股东受益的最大化而努力。由固定工资、与短期收入相关的津贴和与长期绩效相关的股票期权组成的管理者薪酬可以避免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行为。
　　假设银行期权价格等于长期收益减对管理者的薪酬支付，即yt,l-w，管理者薪酬的组成为：
　　w=s+αyt,s+βmax［0,yt,l-w-E］(8)
　　其中：s为管理者薪酬中的固定工资部分，α为津贴占短期银行收入的比例，β为可执行股票期权占股票总份额的比率，E是股票期权的执行价格。当yt,l-w-E0时，管理者能够通过执行期权获得收益。
　　假设管理者成本函数：
　　c(α)=1()2α2t+1()2α2t,s+1()2α2t.l(9)
　　由管理者薪酬的确定性等值可求解管理者最大化的行为：α*t，α*t,s，α*t,l。其中，a*t＞0，并且当αminβ（Sl-Ss)()Ss,β（Ll-Ls)()Ls时，能够保证αt,s＜0且αt,l＞0，即此时管理者将积极采取普通行为和长期行为，避免短期行为。
　　在目前通行的薪酬结构下，通过合理确定管理者薪酬与银行短期收入和长期绩效之间的比例关系就能够有效激励管理者的长期行为。从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实践来看，以经济增加值（EVA）为核心的绩效管理以及依据EVA绩效考核结果进行的薪酬激励方法与这里的薪酬模型基本一致。
　　三、激励兼容的存款保险模型
　　由于在道德风险的环境中，管理者进行的投资风险选择无法被存款人和规制者看到，因此契约是不完全的。然而对于给定的薪酬结构，管理者根据其自身利益进行的风险选择能够被存款人和规制者等外部人正确预期。这种风险承担预期可以被考虑进银行签订的存款保险价格条款中。因此，对于任何水平的银行资本充足状况，银行高级管理层薪酬结构的激励特征可以被用于存款保险定价。
　　把管理者薪酬结构参数纳入存款保险定价机制，通过这一机制，银行股东将选择最佳的管理者薪酬结构，进而促使管理者实施无风险转移的帕累托最优投资决策的最佳结构。
　　假设银行投资机会与第一部分的模型相同，管理者薪酬结构与第二部分模型的假设相同。受贷款合同的约束，以贷款利息收入为主的银行短期收入yt,s比较稳定。假设管理者薪酬的短期部分为γ=αyt,。管理者的期权收益是在股权价值实现之后才能执行，其价值实现是在有利价格情况下通过持有银行股权来实现的。假定管理者通过持有期权获得的收益是合同期内银行股权价值增加的一定比例β，而股权价值的增加值为投资收益与收入之差，即为有利条件下的股权收益。我们用{s,γ,β}代表管理者合同。假设yt,l-w-E0且固定工资部分从银行经营现金流支付，因此最终现金流T={I,H,L}是给经理固定支付s的剩余部分。
　　经理将实施投资政策［qm］，在薪酬合同给定时是他的最佳投资政策。同时假设I-F-γ0。也就是即使无风险资产被选择，股权也有收益。给定上述条件，经理只有在q满足下述条件时从事风险项目：
　　q［γ+β(H-F-γ)］［γ+β(I-F-γ)］(10)
　　由此可得管理者实施的投资政策［qm］为：
　　qm=(1-β)γ+β(I-F)()(1-β)γ+β(H-F)(11)
　　按照方程（11）获得的投资政策［qm］是理性预期的，银行股东将由于扭曲的投资政策［qm］承受损失V(q^)-V(qm)。因此股东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将在t=0时选择导致经理选择使qm=q^的帕累托最优投资政策［qm］的薪酬结构。
　　给定F的水平，股东选择的管理者薪酬参数γ和β能够产生投资政策［q^］。实际上，对于任何水平的F，所有者将选择最佳的薪酬结构以保证实施帕累托最优的投资政策。导致投资政策［qm］产生的薪酬结构s,γ^,β^参数满足以下关系：
　　γ^=β^(F-L)()1-β^ (12)
　　最优的γ^和β^不是唯一确定的，由方程（12）确定的两者的关系中，β^越大γ^越大。对于很高的津贴γ和很低的股权比例β，经理的投资会过于保守，也就是qm>q^。另一方面，如果津贴γ很低而股权比例β很高，经理就会有风险转移，也就是qm<q^。
　　假设银行短期收入为确定值y，由方程（12）以及第二部分的讨论可以得出：
　　 F-L()y(1-β)minSl-Ss()Ss,Ll-Ls()Ls(13)
　　因此只要β足够大，就可以限制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并鼓励其进行长期努力。
　　通过确定定价公平和收入中性的存款保险费率，能够保证银行股东选择最优的薪酬结构s,γ^,β^。下面我们比较不同存款保险费率的制定对最优投资政策［q^］选择的影响。
　　首先假定π独立于F>0和s,γ，β，银行股东选择能够导致股权价值最大化投资政策的薪酬结构是最佳的。q要满足如下条件：
　　q［H-F］++(1-q)［L-F］+［1-F］+
　　相应的投资政策为q(F)=1-F()H-F。因此根据存款保险费率的制定方案，银行股东最优的选择薪酬结构s,γ，β，当γ=0，β>0时，存在管理者风险转移激励。
下面我们将银行管理者薪酬结构纳入存（下转第28页）保险研究2006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欣烨（1974—），女，辽宁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读博士。